批判「孤独摇滚」的时候，我们是在批判什么？（三）

这个时代，我们到底需要怎样的文艺作品？

3 躺平？——精英主义与民粹主义的话语权之争

明知如此，照旧为之。「躺平」虽是互联网时代新造的流行词，实质却呈现出鲜明的现代犬儒主义内核——一种最大众、最常见的日常意识形态。我知道「娱乐至死」会带我走向庸俗、堕落，知道放弃思考、摒弃理性的危害，知道解构一切、玩世不恭的「乐子人」心态不会对我有任何助益，但我就是要这样做。正如齐泽克在《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中所指出的那样：在经典的意识形态概念中，意识形态是对现实的虚假意识，是对现实的误认。「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是他们这样做了。(They do not know it, but they are doing it. )」因此我们可以诉诸意识形态批判，引导人们质朴的意识前行，让他们认识到意识形态正在扭曲现实，从而将这种虚假意识消解。但今天影响着人们的现代犬儒主义却与过去截然不同，「人们对意识形态的虚假性一清二楚，也完全知道在意识形态普遍性下面掩藏着特殊的利益，但依然对这种意识形态依依不舍。(They do know it, and they are doing it. )」借斯洛特戴克的话来说，现代犬儒主义是一种「启蒙的虚假意识」。而这将使得传统的意识形态批判程序无功而返，因为已被启蒙的现代犬儒主义者的意识不再质朴，他们对意识形态面具与社会现实之间的疏离心知肚明，但总能找到保留这个面具的理由。

我有时也会想，如果鲁迅先生依然在世，他看到现在的社会环境会是怎样的心情。诚然「学医救不了中国人」，又或许，写作同样救不了今天的中国人。在过去，我们常说在鲁迅的文字中仿佛能看到自己的倒影，并为其中的一些刻画感到羞愧脸红。但放到今天呢？「你说得对，我就是下水道里的一只可悲的鼠鼠捏 😋」意识形态批判不再起作用，因为他们清楚地知道你在讽刺、批判什么，却依然乐于如此、不以为意。鲁迅先生或许能「横眉冷对千夫指」，冷峻地面对唇枪舌剑的论战，但如果是面对这种现代犬儒式的态度，恐怕多少会有一种一拳打在棉花上的感觉。铁屋子里的人不仅没睡，反而确实地醒着，但他们却绝无毁坏这铁屋的意愿，反倒觉得死在这里也挺好，享受着这种临死的体验。这恐怕是比这些人都还在熟睡中更令人感到无所适从的情况。

尽管同有「犬儒」之名，现代犬儒与古典犬儒却有着根本性的区别。以第欧根尼为代表的古典犬儒主义既具有意识形态的特征，也具有意识形态批判的特征。他们明确地质疑、批判现存文明秩序，以一种主动的、激进的、率真的态度与世俗、伪善的现实社会割席，与此同时以一种完全异于常人的「狗一样的」生存方式（狗自然是不需要遵从现存文明秩序的）去践行自己对德性、真理的追求。他们拒绝现世的伪善，是为了寻觅他们心中超越现世的真正的真善。而现代犬儒主义虽然同样否定伪善的现存文明秩序，看穿了意识形态虚假的表象，但却将这一论断推到了极致，声称「看穿了一切真相」——现实世界不过如此，真善根本不存在于这个世上，诚实就是最高形式的欺诈，而真理就是最高形式的谎言。他们不是为了追求真理反抗传统，而恰恰是放弃了对真理的追求。然而在消解、放弃了一切崇高价值后，现代犬儒主义者在现世却没有了进一步的价值追求，只得退回到「自我保存」的基本需求，从而从对世俗的绝对鄙弃转向对世俗的全盘接受——反正都是一回事。既然一切崇高价值都不存在，那么一切世俗自然也都是可接受的，所有认知概念都变成了空洞的符号，现代犬儒主义为他们提供了反思性的保护。于是他们在看穿了现存文明秩序欺骗性的意识形态面具的同时，又与现存文明秩序巧妙地融为一体，并享受着这种欺骗性带来的感觉。就好像明知双十一是资本制造的消费主义陷阱，却依然享受着非理性消费带来的快感，自愿地成为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所操纵的躯壳。

而批判「孤独摇滚」，批判「娱乐至死」的文化精神，本质上就是在批判现代犬儒主义，以及这种意识形态所掀起的反理性浪潮。

不知从何时开始，认真看动画的观众反而成为了被萌豚反向鄙视的对象，「在虚构的故事当中寻求真实感」成为了「脑子有问题」的行为。「娱乐至死」是时代的主题，而思考却仿佛成了一件不合时宜、不识趣的事情。「图一乐而已，何必呢？」「认真你就输了。」「如果我要看深刻的思想，我为什么不直接去读论文、看哲学著作？」——尽管，说这句话的人从不会真的去读论文和哲学著作，至少在他们的长文本阅读障碍治好之前。阅历丰富、鉴赏能力强，从而被萌豚们觉得「总是在唱反调」的「动漫高手」反遭鄙弃，而迎合大众、观点毫无营养、唯剩情绪输出的「意见领袖」却能得到更多人的拥趸。这个场面，似乎有些似曾相识。

没错，这正是「读书无用论」的又一翻版、一种具有新时代特色的反智主义。伴随着所有崇高价值一起，真理已不存在于现世，理性也只剩下工具性的价值，唯一的真理就是我的「自由」意志。重要的不是我「应」做什么，而是我自己「想」做什么。不如说，根本就没有「应做什么」的概念，我可以顺从欲望做我想做的任何事——我即是世界。同时现代犬儒主义又为其提供了对意识形态批判的保护伞，因为他们清楚地认识到自己成为了情绪和欲望的奴隶，却依然享受其中。其反智性不只体现在对「整天试图教我应该做什么」的婆罗门群体的敌视，更根本的在于对理性本身的质疑。

可现在问题来了，这种质疑难道有错吗？反智主义，又有什么问题？在习惯性地看到「反智主义」一词就直接宣判死刑之前，我们也需注意到这股反理性浪潮所处的时代背景。

回到我们在前一章最后提到的问题。思考有用吗？理性有用吗？从实用主义的角度，理性确实没什么用，并且似乎将越来越没什么用。理性、独立思考既不能帮我实现阶级跨越，也不能帮我买车买房，甚至不见得能帮我在高考作文中多得一点分数。与其说今天的思考是为了解决明天的难题，不如说，思考本身制造了难题。而中国的现代教育又是最贯彻实用主义的。从「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到如今为高薪和铁饭碗而读书，实用主义早已深深根植于国人的心中。然而不幸的是，阶级固化、贫富差距持续扩大、「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的社会现实却给国人当头泼了一盆冷水。「读书无用论」似乎不再只是一纸空谈，而已在各个方面在一定程度上逐渐成为现实。这自然就为反智主义的回潮提供了土壤。与此同时，失败的启蒙与专制主义又进一步将放弃了对未来希望的人们引向了现代犬儒主义。一切价值崩塌以后，「看穿了一切」的人们不再相信理性，却仍然装作相信的样子，同时讽刺那些真正相信的人。

这对真正的婆罗门来说或许是一个好消息。正所谓「民弱国强，国强民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弱民易于统治，也易于驱使。别整天想有的没的，好好干活就是了。现实生活已经足够令人窒息，各种社会新闻已令你的精神不堪重负，而你对改变这种现实无能为力。繁忙的、憋屈的、苦难的一天过后，你就该看看动画、打打游戏放松放松，不需要什么思考，不需要再关注现实。在这个精密的大工业机器里，每颗齿轮都各司其职、严丝合缝地运转着，没有哪颗齿轮有什么令人毛骨悚然的「想法」。即使有，这颗现代犬儒主义者齿轮也会装作自己没有，从而实现「自我保存」，免于被替换的命运。如此一来，社会效率便达到了最大化，国家高速发展，人民在越来越好的物质条件下也不得不过上幸福的生活。一个理想社会或许正如赫拉利在《未来简史》中所预言的那样，除了掌控着资源（AI，原文中为「算法」）的极少数精英率先进化为超人类的「神人」，拥有着前所未有的能力和创造力，大部分普通人则被 AI 取代，沦为「无价值的群体」，只是被社会系统饲养的动物。这些无用的大众什么都不用做，科技高度发达的社会也有能力喂饱它们。至于它们还需不需要人类的理性和意识，没人在乎。至此，动物和机器间的隔阂得以消除，它们同等地接受神人和 AI 的支配。大众作为整体为社会系统提供价值，但个体并无价值。

不过另一部分精英似乎并不满足于这样的社会图景。比起仅仅只是饲养着这些没有思想的动物，精英们还是希望让大众也能达到一种理想的状态，这样的社会才是他们心中真正的理想社会。正如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所主张的那样：在肉体层面，应根据优生学进行配对，尽量多地让最好的男人与最好的女人结合，以保证产出优秀的下一代。对于优秀的下一代着重培养，而劣等的下一代则不予养育，有先天缺陷的孩子则需秘密地加以处理。而在精神层面，应对写作的人进行监督，废除凄惨、哀伤的词汇，禁止亵渎神明的故事，作品中必须培植良好品格的形象，禁止描绘邪恶、消极的坏精神，不服从者则驱逐出境。而那些不适宜于年轻人的作品必须加以限制，不能让他们听到，要让他们从小就和优美、理智融合为一。对于曲艺，应禁止悲伤的曲调和毫无用处的靡靡之音，只留下恰当地模仿人们成功与失败、节制与勇敢的多利亚调和佛里其亚调，而乐器也只需留下七弦琴和短笛。如此一来，一切可能妨碍「理想国」产生的因素都被消除，我们实现了对社会及大众思想的「净化」。每一位留下来的公民都接受了良好的教育，成为了积极、健康、勇敢的至善之人。

显然，这样两种精英主义思想放到今天都显得有些过于极端，毕竟我们早已经历过人文主义和浪漫主义思潮，甚至都已经步入了后启蒙时代，但我们依然能从中看到一些现代精英主义观念的影子。也正因如此，现代精英主义的文化立场开始面临挑战。凭什么你能教我应该做什么？凭什么你能作为文化的「立法者」，界定什么样的作品是好的、什么样的作品是坏的？凭什么我就要压抑情绪和欲望，去遵从所谓的理性？你有何权力，我又有何义务？

民粹主义，或者准确说「平民主义」，正逐渐抢夺文化领域的话语权，现代精英主义「立法者」的合法性开始遭受质疑。平民主义的主要特征包括对大众价值和理想的极端强调，以及对大众情绪与意愿的绝对顺从。大众都觉得好，那就是好，你算老几？你们那晦涩的批评理论不过是你们精英为了建立文化霸权而编织的谎言，你们在试图剥夺我们的文化自主权，强迫我们接受你们那套价值标准。不好意思，时代变了，我们早就不吃这套了！我就是规则，我就是标准，除此以外再无其他。

平民主义者当然能看到自身的反智性，但这是他们在这个时代反抗精英阶级最安全的手段。「你们剥夺了我的生活，剥夺了我的时间，剥夺了我的健康，剥夺了我的财富，你们早已剥夺了我的一切，现在却连我选择如何活着、如何呼吸的权利也要剥夺了吗？」「偶尔来点毒药，就能舒服地做梦。最后来一大包毒药，就能舒服地死去。」正是在这样的生活中，「我们已经找到了快乐。」

这正是尼采笔下描绘的「末人」的生存状态。上帝已死，失去了一切崇高价值追求，失去了对未来的希望，「末人」们并不在乎自己作为公民或者人的权利，但他们在乎自己享乐的权利。我可以不像人一样活着，但求求你，让我的生活中还能有点乐子吧，即使是麻醉剂、是毒药也行。

1839 年 6 月，林则徐于广州虎门销毁鸦片，历时 23 天，销毁鸦片 19,187 箱和 2,119 袋，总重量 2,376,254 斤。

这样便好吗？

4 我为何活着

（未完待续）